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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观点看商业。超级观点，来自新商业践行者的前沿观察。
文｜李香枝，渡过COO，跨界创业者，十年金融行业创新项目落地经验。
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目前全球有近3.5亿名抑郁症患者。其中，中国抑郁症患者已超过9000万，并呈现“发病率高且呈上升趋势、疾病识别率与诊疗率双低、治疗周期长且复发率高”等特点。
早在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发布健康报告称：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将在全球成为仅次于冠心病的第二大疾患。
2020年春节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人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了严重冲击。根据美国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新冠肺炎隔离期间抑郁症患病率是以往的3倍；英国的统计数据显示，自实施“居家令”等隔离措施以来，19.2%的青少年均不同程度出现抑郁症状，是疫情前的2倍。
面对日益严峻的心理健康形势，中国政府做出了重磅的回应。2020年9月11日，国家卫健委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提出到2022年，在试点地区初步形成全民关注精神健康，支持和参与抑郁症防治工作的社会氛围。公众对抑郁症防治知识的知晓率达80%，学生对防治知识知晓率达85%，抑郁症就诊率在现有基础上提升50%，治疗率提高30%，年复发率降低30%。这也是中国第一个专门针对抑郁症等心理疾病防治问题的重大政策性的文件。
随着国家层面的重视，心理健康行业的发展，迎来一个重大机遇期。
大需求、小市场
中国心理健康行业需求大，供给严重不足，理应存在大量商机。但因为存在诸多客观约束，这个市场尚未得到有效开拓。
1.公众对疾病认知低，且病耻感严重
数据显示，中国抑郁症识别率仅21%，诊疗率仅10%，远低于世界55.65％的平均水平。认知教育缺失、社会对心理疾病的污名化并由此造成的病耻感，成为阻碍患者及时并坚持正规治疗的重要因素，也使心理健康行业成为大众眼中的“冷门”。该领域的资本、人才等资源投入，远达不到基本需求。
2.专科医生数量严重不足且分布不均
目前中国有资质的精神科医生仅3.34万人，平均每10万人配备 2.02个医生，与全球每10万人配备3.96名、日本等发达国家平均配备20人存在差距。同时，80%的精神科医生分布于一线城市，全国80%的综合医院没有精神科。保守估计，中国至少需要十万名精神科医生才能基本满足患者需求。
3.心理咨询行业供给不足亟需规范
2017年中国取消统一心理咨询师资格考试。此前全国约120万人获得心理咨询师证书，其中约3-4万人从业，但服务水平参差不齐。相比于美国，其每百万人拥有的心理咨询师是中国的50倍。同时，中国心理咨询行业管理混乱，缺乏标准体系，服务质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业者个人能力和职业伦理，患者难以获得匹配的优质心理咨询服务。
4.医疗与心理咨询行业整体隔断，未能打通
心理疾病成因复杂且个体特异性强，在治疗上需要多管齐下，生物、心理、社会相结合，实施综合治疗与个性化精准治疗。但目前在中国，医疗与心理咨询之间有一条鸿沟，很多医生不信任心理咨询师，很多心理咨询师认为药物治疗低效且有副作用。全国仅有6000位临床心理治疗师，有医学诊断和处方权，但他们的作用也未能得到发挥。
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心理健康产业主要依托公立机构提供主服务。2019年，中国心理健康行业整体市场规模为650亿，心理咨询行业规模近90亿元。从整体市场规模看，预计规模将超过5000亿，行业整体呈现“大需求、小市场”格局。
正是看到这个商机，近年来一些商业机构进入这个领域，在增加医生资源与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发力，主要聚焦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互联网医院聚拢医生闲置资源，解决医生资源跨区域分配难题，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精神科医生资源严重不足，催生了愿意高价付费购买服务的用户，由此出现了定位中高端人群的私立精神科医院及诊所。这些机构从公立医院邀请名医专家并链接心理资源，为中高端人群提供“诊前－诊中－诊后”一体化和个性化的整体解决方案。
同时，互联网医疗促进了互联网精神科医院的发展。精神科互联网医院重点针对用户“线下就医病耻感、复诊时间成本高、好专家集中在一线城市”等痛点，提供“线上测评、预约复诊、药品购买”等安全私密、省时高效的服务，并开始融合心理咨询链接服务，解决资源配置不均和资源效率上的问题。相较于其它依赖于生化指标和物理检查的诊疗，心理疾病更依赖于测评与医患沟通，这个细分版块更具备互联化可能性。
2. 优化整体诊疗流程，剥离当前诊疗流程中可以标准化或自动化的部分，借助AI等技术，降低医生投入时间成本。
在诊前环节，目前的诊疗中患者首诊平均时长达2小时以上，其中很大部分时间用于各类量表填写与筛查。医生基于量表的筛查再进行问询确诊，一些脑科技类机构开始探索用仪器来实现更快速精准的诊断。
在诊中环节，患者面临的一大痛点是，常常需要大量的实验来找到适合自己治疗的药物。因此，目前国外已经有科技公司开始尝试利用AI技术提供治疗决策支持工具，例如：从人的脑波中预测抗抑郁药是否有效的机器学习算法、利用基因检测技术预测药物有效性等，帮助医生为抑郁症患者找到最适合他的药物，从而帮助其康复。而在诊后环节，基于AI的药物管理、睡眠监测等技术运用也在陆续推出。
3.面向B端提供行业人才培养，通过互联网直播技术，开展医生、心理咨询师等培训服务。针对行业专业人才严重不足这一痛点，一方面出现了大量咨询师培训及认证的平台，其中有涵盖了媒体内容，心理科普课程，咨询师培训及心理咨询服务全服务的机构平台出现；另方面，部分机构开始以DSM5（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精神障碍诊断及统计手册》,目前是国际上较通用的有关精神障碍诊断标准与分类指导手册）为标准，通过培训、示范代教等形式，打造精神科医生的规范化培训体系，将三四五线城市相对冷门科室的医生以及相关从业人员（如心理咨询师）培训成合规的医生。
但相较于其它行业借助资本和商业化的力量快速发展，无论是用户成熟度还是商业模式，精神心理行业整体进展缓慢，商业化也处于朦胧的起步阶段。于是，近年来不少以公益互助为特征的民间抗郁组织应运而生。
这些组织共同特点是，发起人本人或家属曾深受抑郁症困扰，在诊治过程中对痛点有深刻把握，重点从“开展科普、社群互助”入手，进而寻找解决方案，如此构成了心理健康行业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在商业模式、产品服务等方面各有特色，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体系的不足。
在加强公众疾病教育方面，新媒体成为重要传播途径，通过公众号、微博、B站等平台，以更加活泼、多元的形式呈现出大量轻科普、经验故事等传播性强的知识产品，加快了公众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
在社群互助方面，以“渡过”为代表的民间抗抑郁机构，充分发挥患者社群优势，将有经验的康复者培养成陪伴者，建立同伴互助支持模式，成为抑郁患者支持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针对患者难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这一核心痛点，发挥其贴近一线用户、了解用户需求的优势，重点聚焦为患者甄选、组合、链接优质解决方案，甚至开始探索自主研发解决方案。
随着商业机构与民间抗郁组织杀入庞大的心理健康市场，带来了勃勃生机，但也遇到诸多瓶颈，“大市场、小需求”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破除这个格局？
环节1：从用户需要到真正的“用户需求”，中间有极大的差距。
9000万患者并不代表9000万用户需求。因用户教育普及不足、中国社会文化带来的偏见，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知道要就医，就医后仅少部分寻求及坚持治疗。
2011年-2017年是精神健康科普蛮荒与生长时代。此前，社会上整体对抑郁症认知不足，有关抑郁症的知识并不容易获得。期间，以“渡过”为代表的科普机构，通过公众号、微博、书籍出版等方式加速了抑郁症科普进程。但由于病耻感等原因，“抑郁”科普传播相较于其它领域仍是非常缓慢，科普任务任重道远。
这个缺憾中也孕育着商业机会。即：从填补社会精神健康认知空白入手，利用日益丰富的传播媒介与创新方式，开展科普，建立社区，聚拢人群，准确把握需求，链接供需双方，提供优质服务。
环节2：抑郁治疗的个性化需求与商业扩展所需的标准化对立，制约了行业的发展
在现实中，如果深入到病患中去，了解他们的需求是不难的。但是，基于抑郁个体差异性大的特性，只有为病患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才能直击他们的痛点，在才是真正的商机所在。
然而，与个性化相对应的是标准化和规模化难题。解决方案林林总总，如何提高效率、提供可规模化的解决方案，这是制约行业发展的一个难点。
我们认为，虽然抑郁症诊疗有很大的特异性，但在整体诊疗环节中依然存在可以标准化的部分。其一：将整体治疗流程从诊前-诊中-诊后进行细分，将其中可标准化的部分高度标准化，不能标准化的部分高度个性化。其二：对于个性化的部分，借助互联网与AI等先进技术提高效率，实现规模化。其中每个细分环节都存在着巨大的商业空间。
环节3：发扬社群互助基因，聚焦康复服务，实现规模化、裂变式发展
中国抑郁症患者超9000万，完全依靠医务人员、咨询师无法满足需求，医生和咨询师主要提供专业技术服务，而在康复方面还有很多事情可做。这正是“渡过”这样的患者互助社区优势所在，其发展的关键是解决规模化问题，“无法标准化、解决效率低”是普遍面临的痛点。
社群互助机制为规模化提供了解决的可能性。同伴互助模式在国外发展非常成熟，以美国的AA（嗜酒者互诫协会）为例，它通过团体成中间彼此交流经历、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努力解决共同的问题并帮助他人戒除酒瘾，已支持超过200万人戒除酒瘾。
互助小组要实现规模化，核心要点是“降低专业化门槛，建立可复制模式”。通过建立标准化的培训体系，培养大量，建立互助小组扩大模型的网络，有助于实现裂变。
目前，中国心理健康市场正处于大发展的前夜，尽管市场成熟度还不高，盈利空间还不大，但长远来看，这是一件既有商业价值、又非常有社会价值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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