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持续寻找冬日里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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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和工作节奏,每个人都在2020年历经了一场从“身”到“心”的“抗疫战”。

      疫情之下,从一线的医护人员、患者到经历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冲击的普通人群,都面临着自我调节的问题。随着各行各业复工复产程度不一,不同人群在疫情之后,需要面对更加复杂的职场、家庭、社会等问题带来的焦虑、甚至抑郁的情绪。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中,第五项心理健康促进行动设立目标:到2022年和2030年,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水平提升到20%和30%;抑郁症治疗率在现有基础上提高30%和80%。此次疫情更是将各个群体的心理健康列为了重点关注领域。

      “新冠疫情是突如其来的,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深圳市康宁医院抑郁障碍科主任张迎黎表示,“纵观精神医学、临床心理学,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伴发有一些心理健康问题是必然的。”

      今年疫情从春节延续大半年,“直到现在国外还未恢复,对人的精神心理影响,从急性应激到了慢性应激状况,比如早期面对疫情产生的焦虑和恐慌,后期则暴露出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障碍,焦虑障碍,和既往心理健康问题进一步加深。”张迎黎指出。

      当抑郁症等心理问题逐渐被大众所认识,一步步拨开被误解的“迷雾”之后,进入秋冬季节,叠加对疫情反复的担忧,以及季节性抑郁高发的情境,预防和治疗应当成为大众更加重视的“共识”。

      疫情“阴霾”

      抑郁症是指各种原因引起的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类心境障碍,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其临床特征包括显著而普遍持久的情绪低落,常伴有自卑厌世情绪,对愉快的活动失去兴趣或乐趣,认知功能受损,以及睡眠、饮食、动力、性功能等障碍。

      抑郁症患者最常见的感受是,“我感受不到快乐了。”

      ——快感缺失,是抑郁症的核心症状之一。

      由于患病率和发病率非常高,每十个人中就会有一个人曾经经历过抑郁的痛苦,抑郁症也被认为是“心灵的感冒”,早日寻求治疗是最正确的选择。

      叠加疫情之下,精神卫生更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一项新调查,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已经造成全世界93%的国家的重要精神卫生服务受到干扰或中断,而对精神卫生的需求正在增加,显示COVID-19疫情对获取精神卫生服务有破坏性影响。

      疫情之前,各国在精神卫生方面的支出不到国家卫生预算的2%,在满足人口需求方面苦苦挣扎。

      这场大流行增加了对精神卫生服务的需求。丧亲之痛、隔离、收入减少和恐惧都会引发精神心理问题或使现有问题恶化。许多人可能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酒精和药物使用、失眠及焦虑。同时,COVID-19本身也会导致神经和精神并发症,如谵妄。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的人也更容易感染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他们可能面临出现严重后果甚至死亡的更高风险。

      超过60%的国家报告说,弱势群体的精神卫生服务受到干扰,包括儿童和青少年(72%)、老年人(70%)以及需要产前或产后服务的妇女(61%)。67%的国家发生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服务中断。30%的国家表示,获取治疗精神、神经和物质使用障碍的药物存在中断情况。

      今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上,WHO呼吁在从个人到企业、国家乃至民间社会的各个层面增加对精神卫生的投资。

      投资的前提是认知,“疫情在国内已经成为常态化: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心态去应对。我觉得目前对疫情的恐惧逐渐消退。”张迎黎认为,国人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了。由疫情直接带来的焦虑、恐惧和抑郁,已经比较少。

    但是我们不能讲,疫情的影响已经过去了。我们知道在SARS期间,很多人的心理健康受到了威胁,几年以后再对这些人做随访研究的时候发现并不是所有人的心理健康状况都康复了。”

      走在阳光下

      关注之后的下一步是如何解决问题。

      我国抑郁症患者正逐年增加。世界卫生组织WHO2019年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3亿多人患有抑郁症,我国抑郁障碍终身患病率达6.8%,按照中国现在有14亿人口估算,中国抑郁症病患超过9500万。

      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的第二大疾病负担源。但超过90%的抑郁症患者未得到治疗。

      在疫情暴发之前,由财经媒体领导者《21世纪经济报道》联合全球领先的医药健康企业赛诺菲中国共同发起了“与‘黑狗’和解,重拾快乐——

    2020职场人士心理健康关爱行动”,旨在精准了解职场人士备受困扰的心理健康问题,建立与职场人士的沟通渠道,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关爱职场人士。

      这份疫情前的调研结果显示,从性别和社会关系情况来看,抑郁倾向人群中女性多于男性,未婚、离异、孕期/孕后女性,都是有抑郁情绪较高的人群。高学历人群的抑郁占比也较高。

      在受访者年龄段中,随着年龄增长,抑郁倾向比例也逐渐下降:21~39岁的被访者中,有抑郁倾向人群的占比明显都很高,分别达到了47.9%和37.3%。50-59,是快要接近退休的年龄,抑郁倾向人群占比较少,心理相对健康。

      婚姻关系是最重要的新密人际关系之一,配偶是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之一。已婚群体心理健康水平,明显好于未婚/离异群体。在家庭结构中,怀孕的女士抑郁倾向较为严重,占六成。

      秋冬来临。“在疫情期间出现心理状况的人群,是需要长期关注的对象,是高危人群。另外季节性抑郁本来就有,也叫抑郁症伴季节性特征。”张迎黎表示,作为预防,大家需要有意识地监控自己的症状,特别是“高危人群”。

      “首先没有一个人对抑郁症有先天的免疫性,所有人都有可能得抑郁症。”张迎黎解释,其次抑郁症发病的危险因素和高危人群还包括家族史,伴有躯体疾病,产后女性,青少年等等,“有些人在抑郁发作之前,会有一些特征性的表现,比如说睡眠问题,饮食状况,躯体症状等要有意识地去识别去应对,以免造成抑郁发作。”

      与庞大的患病人数形成反差的是,我国抑郁症呈现低诊断和低治疗的特点。

      上述报告显示,抑郁倾向人群在感到抑郁情绪时,主要排解的方式是以找亲友倾诉,而目前大家对专业的心理疾病支持和管理,认知仍不足;自身就诊的意愿是比较弱的,从而得到专业救助治疗的占比也低。

      找亲朋好友倾诉是职场人士主要的寻求帮助的途径占了五成。除此之外,搜索引擎是大家了解信息的主要途径。不到20%不到的职场人士寻求专业的心理疾病支持和管理,认知不足。其他方式主要有自我调节;运动、听歌、阅读、睡觉等方式;以及没有途径排解/忍耐不做处理。

      耻感和偏见是治疗的一道障碍,由于“病耻感”或对于隐私、前途、事业等因素的担忧,许多抑郁症患者很害怕去看精神科医生,也错失了认识更多治疗手段和药物的途径。

      根据病情的不同程度,抑郁症的治疗方案很多,可以简单地分为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以及物理治疗。从前期的预防和自查来看,目前有许多量表可以用于情绪自测。

      “轻度的患者,我们建议首先进行系统的心理治疗,不能够解决问题再建议心理治疗的同时服用药物。”张迎黎表示,“中度及以上的患者,药物治疗必不可缺,药物和心理治疗联合。”

      其实抑郁症已有多种成熟药物。目前临床中使用的大部分抗抑郁药物作用机制是以调节单胺类递质系统为基础,主要通过增加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等递质水平缓解情绪低落症状,而对兴趣缺乏、疲乏感、睡眠和认知功能障碍的治疗作用甚微,这些症状从而成为残留症状。残留症状往往会导致患者病情复燃或慢性化,影响患者的工作和社交能力,导致患者生活质量以及社会功能的下降,加速了疾病复发。

      阿戈美拉汀片等新型药物可以显著缓解快感缺失等抑郁核心症状。同时,对于另一抑郁症常见的躯体症状,睡眠障碍也有非常好的疗效。

      具有褪黑素MT1和MT2受体激动和5-HT2C受体拮抗的独特双重作用机制,调节睡眠结构和生物节律。生物节律紊乱,被认为是抑郁症发病最根本的原因。

      2013年WFSBP单相抑郁障碍生物学治疗指南推荐维度新?为抑郁症治疗一线用药,A级证据,1级推荐;2015年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第二版),推荐维度新?为抑郁症治疗A级推荐药物。2016年CANMAT成人抑郁症指南,推荐维度新?为抑郁症治疗一线用药,1级证据。

    目前此药已列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日均治疗费用17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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