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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情况
当事人基本情况:男，三十多岁，农民，已婚，一女。六年前，他被医院诊断为抑郁症。症状如下:六年来，经常感觉身体不适，但体检未发现器质性疾病。患者的周期性发病往往在冬季和夏季，以后无论什么季节都会发生。生病的体验是“心里打不开，难受，觉得活着没意思。”紧张易怒的时候就想睡觉，什么都不想做。我只想躺在床上，越躺越难受，但就是起不来床，整天胡思乱想，有时候几天不吃不喝。
根据当事人的自述，他小时候身体不好，由家人照顾。他的父母和哥哥“对我特别好”。他从小娇生惯养，性格孤僻，怕见人，沉默寡言，没有什么爱好。开学第一天看完他就退学了。之后他妈让他去附近镇上学缝纫，他也没学。原因是他太想家了，一周要回家几次。党解释说:“在门口学缝纫，就学会了。”。联系症状产生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当事人对家的心理依赖。
考察个人背后的家庭互动，发现这是一个四代同堂的基督教家庭，母亲年近六十，从小照顾委托人，生怕有一点闪失。直到现在，母亲还是像照顾婴儿一样照顾儿子。每天儿子躺在床上，她就把洗水送到二楼儿子的床上。当事人的妻子评价婆婆:“她好善解人意”。后来，我了解了母亲的生活经历。原来她是个孤儿，是奶奶带大的。我们遇到过相关案例:有些人因为各种原因，从小得不到父母的照顾，以至于内心对被爱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造成了严重的空缺；但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空缺，长大成为父母后会不自觉地溺爱孩子，不利于他们成长为爱和责任的能力。孩子需要适当的成长空间。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来说，如果父母给一个3岁的孩子提供空间，会阻碍孩子的成长，甚至会让孩子产生逃避成长的倾向。可以想象，对于37岁的委托人来说，他的母亲一直喜欢照顾年幼的孩子，这可能会助长委托人的依赖和逃避倾向。只要在外面遇到不好的情况，他就要躲在家里，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住脸，让自己处于被照顾的状态，不管身边发生什么事，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党的父亲不是党的奶奶生的，而是爷爷的大房子给二房的孩子收养的。父亲性格内向，在家一句话不说。当事人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这种方法，回到家就沉默了。因为儿子生病，父母都很照顾他，也很痛苦。我经常整天躺在床上，一言不发。他们不会说话，不会说坏话，不会读经，不会祈祷。六年来，党一直吃药，花了2万多元。最高剂量是每天吃11种药，还是不行，于是医生对他说:“没办法，你的耐药性太强了。”时间久了，当事人的父母也渐渐习惯了他，不相信儿子能接受心理治疗。他们可能不知道，这种态度本身也会对儿子产生不利影响，削弱他改变的动力。既然他的家人已经接受了，他可能会放弃，希望这样继续下去。母亲的爱似乎向他保证，我会永远照顾你。既然爱情让人依赖，当事人就不会长大。成长是一条荒野之路，要经历各种困难。但斯科茨·帕克告诫我们:“真爱的行为必须有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有意识地促进所爱的人的成长，培养爱与责任的能力，变得自立。”
当事人的妻子:这是一个非常聪明能干的女人。几年来，她的丈夫一直躺在床上，她尽一切努力养活这个家。除了在家种地，她还在城里当送牛奶的。虽然她很努力，但她可以赚钱给丈夫买药。后来她辞职回家照顾老公。妻子性格开朗，能吃苦耐劳，经常边工作边唱赞美诗。这样的好妻子，原本是当事人的福气，算是他可以放心依靠的对象。在辅导的过程中，为了激励当事人，我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你整天就这样躺在床上，不怕老婆离开你？”当事人肯定地回答:“她是基督徒，永远不会离开我。”谈及此，妻子对丈夫说:“但你不能把别人对你的爱当成放纵自己的逃避之地。”在接下来的对话中，我发现了一个新情况。妻子也是母亲为儿子挑选的。十几年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母亲看上了这个女孩，就去和母亲说亲。一方面，每个母亲都想给儿子找个好妻子。另一方面，母亲不仅让孩子从小到大靠自己，还为儿子找到了一个后妈般的妻子继续承担自己的角色。本来对于当事人来说，身边有那么多关心他的人，是他生命成长的资源，但是他却把这一切都变成了依赖的资源，让他的生命滋生出强烈的寄生性。
当事人从小就养成了对家庭的依赖，这个家庭成了当事人不敢面对世界的“窝”，也是产生心理症状的温床。在这个家庭中，当事人和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依赖和依赖。依赖不是一种沟通关系，而是一种阻断关系。当事人虽然依靠母亲、父亲、妻子和兄弟，但与他们没有真正的交流。当事人对女儿也有爱，但没有以任何方式表达。这种依赖建立起来了，让当事人本能的觉得这个家让他很舒服，所以可以逃避精神上的成长，不进入社会生活，不敢进入真实的体验。虽然我内心也想和别人一样，但是因为我养成了依赖的习惯，环境提供了很多依赖的资源，内心缺乏改变的动力。当事人就这样躺在床上，六年就这样过去了。
在咨询中，我发现当事人从小对家庭环境有长期的依赖，生活中渗透着一种依赖感，影响了他的自我概念或自我形象——“我病了”，与其说是对一个事实的陈述，不如说是各种影响因素塑造的不真实的自我评价。从小到大，当事人家人都认为他身体不好，因为他“身体不好”而给了很多照顾。用当事人的话说，他“对我极其好”。在当事人的成长过程中，他慢慢发现“身体不好”可以用来逃避生活中的许多困难，但他并没有意识到对他心理成长的伤害。事实上，在咨询中，我们发现“健康状况不佳”的孩子会出现一种心理症状，因为他们受到父母的过度保护。本质上，某些类型的心理症状是一个人能够避免生活困难的原因。举个例子，一个人心里有一个愿望，但是要实现这个愿望，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是如果他对自己说“我病了”，他可以很容易的逃避。如果一个人长期回避这种理性的解释，他就会慢慢进入症状，而症状会不断磨损他在生活环境中成长的能力，让他越来越被迫留在病中。
我也发现当事人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我们可以把这种思维视为一种错误的归因方式。其本质是对事物的成因做出虚幻的解释，从而达到逃避的目的。当事人对他现在所处的症状给出的解释是，不可能改变，做任何努力都没有用。只要有事，他就只能睡觉，一切都已经注定，等等。这种解释其实是在为他的“抑郁症”辩护，让他在床上的行为合情合理，有理有据，甚至，他似乎想把床变成一种特殊的权利。因为，按照他的说法，这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性格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所以现状是无法改变的。而且他既然是遗传的，对自己现在的行为不负责，可以心安理得。即便如此，他还是不能真正的卧床，痛苦一直伴随着他。辅导可以向当事人表明，其实是家庭环境的影响，是关系模式或行为习惯的传承，他现在正以这种行为模式影响着正在成长的女儿。如果他不改变，她的女儿就会“继承”他的行为。原来这不是命中注定的，因为当事人可以选择做什么样的父亲，给女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处理过程
第一，建立关系
现在我们开始对患有抑郁症的兄弟的治疗过程，这是一条从埃及到迦南的荒野之路。这对客户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以预料，他会像以色列人一样难以逃回埃及，当事人也难以从心理病床上走下来；导师不容易。想想吧。上帝对逃跑的以色列人说:“我能忍受你多久？”但我们相信，心理咨询是一项值得做的关爱工作，而且永远都是。我们从这里开始。
在治疗工作的初始阶段，牧师导师要有意识地注重与帮助者建立良好的关系。辅导是一个目的明确的帮助他人的过程，导师必须与来访者建立合作关系，从而达到辅导的目的。在咨询初期，求助者可能不习惯谈论自己的问题，会有一些顾虑。田园导师应以温和的态度和灵活的方式接受、支持和引导来访者，让他们感到被接受和被理解，从而变得放松和自然，能够公开地向田园导师表达自己的情感、感受、想法和行为。
要建立良好的关系，田园导师要运用一些辅导技巧，比如倾听、共情、接纳。倾听:不仅要用耳朵听，还要用心听。只有真诚地倾听对方，你才能真正理解他的困难和感受。通过倾听，来访者可以发泄他们的痛苦、委屈和不满。不知不觉中，他的情绪得到了净化，理性上升。同样，具体操作是导师听来访者说什么，了解他面对的情况和感受，然后用自己的语言简洁地表达出来，被来访者认可。同样要求导师暂时抛开自己，认同对方。通俗地说，就是要求他们不加任何评判地把自己放在来访者的内心世界里，全心全意地感受对方的感受。接纳:从本质上来说，接纳是指咨询师容忍来访者的弱点和缺点，欣赏他的优点和缺点，“在不好的地方找到好的”。田园导师也可以通过非语言的表达来建立关系，比如自然放松的坐着，面对帮主，微微前倾，表示重视对方的对话。看起来很友好，适当的看着对方，对对方表示关心。这些都有利于让来访者感受到关心、接纳、温暖和值得信赖，所以愿意向他敞开心扉。在建立关系的阶段，咨询师需要有让自己冷静下来的能力，尽量压抑自己想帮忙的冲动，只是耐心地听来访者说些什么，保持一种谦卑的态度(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做的)去倾听。有人把这一阶段辅导的表现形容为“听得多，帮得少”。
在治疗之初，建立关系是为了了解帮助者和他的烦恼，问题的根源，他对问题的态度以及处理问题的方法。在对帮助者和他们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后，有必要制定一个咨询计划。这个程序可以提供一个辅导的方向，包括具体的步骤和方法，但不是固定的。随着辅导的继续，一些新情况会不断出现，辅导方案需要不断调整。
治疗的方向是促进当事人参与自己的生活，生活中有两个方面很重要:一是建立关系，二是做事。给他希望，让他知道自己能行。培养兴趣爱好。在我们的理解中，很多心理问题来自于当事人的无意识逃避，而治愈就是促使当事人产生面对面的态度，产生面对面的行为。“面对面”的意思是:面对现实，敢于真实，忍受痛苦，穿越恐惧。
第二，家庭疗法
如有可能，当事人的家庭成员应参与咨询过程，包括其妻子、女儿、父母、大姑和祖父母。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当一个人有心理困难时，需要考察他的家庭系统，如委托人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以及家庭环境中的其他影响因素。我们确实发现父母对他的影响很大。所以，田园引导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把家庭成员纳入引导过程，让家庭成员达成一定的共识，改变过去的行为模式和关系模式，调动家庭成员之间的力量，比如鼓励和督促当事人面对和承担力所能及的事情。当事人需要戒掉精神成长。很长一段时间，在精神成长方面，当事人是先收到母亲的奶，再收到妻子的奶。现在他的心理或者精神存在需要经历一个断奶期。在得到提升(让他走出去)、支持(让他能够承受)的情况下，可以修复过去成长的不足，从而得到全面的成长，从无到有的成长。为了促进他的成长，我们应该帮助他在自己和他的生活环境中建立支持性的东西，这样他才能前进。这个支持系统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他家庭关系模式的转变。尤其是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必须要有所转变，这有利于他的成长，一个问题可以和当事人及其家人仔细讨论，当事人是否有可能摆脱四代环境，独立自主。
但要注意的是，家庭咨询不是调查，也不是控诉，而是对当事人生活环境中积极因素的理解和动员，帮助他成长，得到医疗。有一个基本点:没有一个家庭是完美的，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关键是导师需要指导家庭成员讨论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解决问题。前面分析过，这个得了抑郁症的弟弟来自一个四代同堂的基督教家庭。在这个家庭里，爱是存在的，但爱的方式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说明当事人与其他家庭成员建立了依赖关系。针对这种情况，田园导师可以和家人讨论什么是真爱？圣经中有哪些有效的爱和管教的原则等等。田园导师不要说太多，要讨论家庭的具体方面。比如让当事人看到自己和母亲、妻子、女儿的关系。你也可以具体一点，比如问当事人:你妈妈给你带洗面奶和洗脚奶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感受？你也可以问当事人的母亲:你儿子30岁的时候，你觉得什么适合他？并问当事人:你和女儿建立了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你心里只在乎她，却从来没有用言语和行动表达出来，你的女儿会感受到你对她的爱吗？你有没有问过这些年你老婆心里是什么感觉？你有没有对老婆表白过什么？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情，你现在能不能试着做一点点等等？
第三，领导作用
我们从圣经中得到的一个启示是，当事人需要一个带领他走出埃及，进入迦南的领袖，这个领袖应该是他的妻子。所以，我要求当事人的妻子参与整个咨询过程，并告诉这位妻子:你承担带领你丈夫出埃及，进迦南的使命。具体来说，你应该帮助你的丈夫从他一直躺着的床上下来，走进生活，在那里他可以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承担责任，合理地做事。当然，这位妻子必须明白，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任何时候她都会被老公抵制，抱怨，软硬兼施，找各种理由不做任何改变。唯一的目的就是回到过去，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住脸，让自己与生活隔绝。甚至，咨询中还有某种冒险，是咨询师和妻子需要承担的。抑郁症含有寄生性质。当一个寄生者不能从寄生对象吸取营养时，他可能会转向吸收，在生命之地立足；但他也可能更愿意活得如此瘦弱以致于枯萎。因此，导师需要充满爱心、耐心和智慧，才能与委托人建立关系，促进他的分离。关系是支持他，分开是让当事人在生活中变得独立。
当事人接受咨询的时间是有限的，妻子一直陪着他。这位基督徒妻子不仅要带领丈夫祷告和读圣经，还要认识和理解丈夫，知道他为什么祷告，知道如何把丈夫的人生经历和圣经资源联系起来。我们不仅要带丈夫去教堂，还要为他融入团体创造一些条件，并从中获得关怀和支持；不仅要和老公讲道理，说“你不能把别人对你的爱当成放纵自己的逃避之地”，还要把对老公的爱变成一种有意识地促进他成长的行为；不仅仅是单纯的强迫丈夫起床，还会在他起床后为他整理东西；不仅要求他做事，还要鼓励他，欣赏他取得的任何进步，让他通过做事获得“我能行”的体验；不仅是为了促进丈夫与他人的互动，也是为了让他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发展人际交往能力，体验友谊和乐趣；丈夫不仅要意识到有症状的生活是可怕的，还要一点一点意识到健康的生活是美好的；不仅让他体验和承受旷野路上的艰辛，也给他不断的希望，让他看到迦南的景象。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姐姐要意识到，她不仅仅是在参与和配合丈夫的生活辅导，更是在经历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就像摩西也是在沙漠路上长大的一样。
第四，布置作业
辅导时可以给当事人布置作业。这是一种咨询方法，基于不能让当事人无事可做的原则。长期以来，当事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是一种无事可做的状态。他觉得很舒服，但也觉得疼，但下了床就会觉得什么都做不了。辅导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让当事人通过布置作业来做事，逐渐获得“做我以前做过的事”的体验。家庭作业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需要遵循一些重要的原则。比如要求当事人做的事情，应该有助于他的成长和治愈；量力而行，设置一些让他“跳起来伸手”的东西；设定的东西能有效调动当事人的内在动力；设定的事情可以和当事人商量，由他批准，不只是导师批准，等等。比如第一次辅导结束后，我给当事人的任务就是让他回去和女儿谈一次，哪怕他能谈一句话。在接下来的辅导中，他还可以和妻子一起在外地工作一次，写日记描述自己工作时的感受，包括看夕阳的感觉。他也可以找一天请当事人为家人做一顿饭，谈谈家人的反应，以及他这样做后的感受。这些都可以增强他的生活体验，削弱他卧床的体验。也可以要求他在教会中尝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获得参与感和价值感，这也有利于他的关系和融入更大的群体。作业也可以涉及当事人的家庭成员。比如导师可以让家属这样带动当事人。遇到问题，大家要坐在一起讨论，当事人一定要参与，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做决策，安排分配事情，委托人需要自己承担责任。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当事人的家庭变成一个有利于他成长的支持系统。这个支持系统的作用是把各方从长期依赖的环境和总是回避的状态中推出来，从床上走向生活，就像以色列人必须离开埃及，走上迦南的荒野之路一样。
第五，有事做
在我的第一次面试中，我了解了一些关于客户的基本信息。其中一件事是我发现当事人心里对女儿有爱有责，一直想为女儿做点什么。可是很长一段时间，他躺在床上，连一句话都没跟她说。在女儿的心目中，父亲是躺在床上的病人。说到这些，当事人都充满了愧疚。我的导师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入口，我可以从这里开始，试图激励客户做出一些改变。首先，让他认识到自己内心的这种感受和愿望，肯定自己的爱的能力，通过表达爱的方式促使他进入与女儿的情感关系。第一次面试结束前，我给客户布置了一个任务:你回去后，可以和女儿谈一次，哪怕谈一两句；下次来接受心理咨询的时候，告诉我和女儿说话是什么体验。作业完成后，我让和我一起来的老婆帮他完成。这是在咨询过程中，将客户从0提升到100，从床上提升到生活的第一步。
作业布置好后，我无法预测当事人是否真的会走这一步。甚至，我无法预测当事人是否会来找我做进一步的面试咨询。一周后，客户来了。这让我看到，辅导已经产生了一点效果，给了我们继续下去的一线希望。首先，我问客户他是如何完成作业的。他对我说:是的，我女儿很喜欢和我说话。我还带着女儿和我一起玩，帮她做手工和画画。我会做一些手工，画一点。当当事人这样说的时候，我发现他那双长期忧郁的眼睛里，有一些光芒在游动。听了他的话，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女儿开心，我也开心。
从咨询的角度来说，这对当事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作为导师，我立即为他的进步做了一些扎实的工作。我说:“你看，你能行的。太神奇了。这些年来，你总是躺在床上。在你女儿眼里，爸爸是个不理她的病人。现在，当你和女儿说话，和她一起做体力活的时候，你就成了一个好父亲。所以，当你做了一件事，你就成了一个人。接下来我们讲了当事人把自己的问题归结为“遗传”的事实，然后我们发现是家庭环境中的一种行为模式的影响。客户意识到他的行为模式正在影响他正在成长的女儿。如果他不改变，他的女儿就会“继承”他的行为模式。原来这不是命中注定，不可改变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做什么样的父亲，用什么样的行为，从而给女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好消息之后，是一篇关于抑郁症的报道。当事人说，最近在一位中医的建议下，他掉了一颗药，又不舒服了，感觉很不舒服。
后来我分析了这个。如果只看减毒本身，似乎当事人都在努力，但从潜意识层面来说，当事人试图通过减毒一次性消除症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态度。这样一来，减药的失败就为当事人留在病中增加了一个保护性的理由，仿佛在说，你看，这是无法改变的。这样反而加剧了症状。长期以来，当事人一直靠药物维持(虽然不能真正维持)。减药和停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认真进行，需要一个过程，一定不能是什么都不做就能达到目的的过程。如果委托人在生活中没有有效建立新的支持系统，减药会给他造成困难，他会发现很难抵抗减药和戒断反应。对于深度抑郁来说，药物是必须的，但药物是一个脚手架，它的作用是为心理咨询创造一个工作平台。在辅导的支持下，当事人逐渐在生活中确立了自己，医学的脚手架也可以慢慢拆除。在咨询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委托人必须有事可做，并通过做事逐渐确立自己的地位。在我们的心理咨询概念中，如果一个人无事可做，他就会找一种“病”来折磨自己——他似乎是在“病”中辗转反侧地做着什么，却做着一件没用的事，这就叫惹事，这种“非”就是一种症状。教练要把当事人从“非”推向“事”，从症状推向生活，不要闹，要为所欲为。
所以当当事人告诉我他减药后的不适时，我没有问他感受，而是问他:减药后你在干什么？我这样问本身就是一种干预，目的是把他的注意力引向行为，而不是让他习惯性地沉溺于痛苦的经历。
客户回答:我又在床上睡觉了，心情很低落。我心里一直在想，为什么不能丢一颗药？为什么我不能好起来？
辅导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以后还会重复。前一天和女儿谈过话的好爸爸，第二天就回床了，又成了病人。因为减药效果不如预期，他放弃了。
在接下来的面试中，我了解到当事人对生活有一个基本的要求或期望:我必须一直快乐。
我问:你不开心的时候怎么办？我关心的还是行为，而不是他的情绪。
当事人说:我只是躺在床上，什么都不会。我别无选择，只能回到床上躺下。
我问:你躺在床上会感觉好点吗？
当事人说:没有，但是没有别的办法。还能怎么办？
我问:有没有可能一直幸福下去？
当事人说:不可能，但是我要。
我说:一直开心。这不是人间的情况，而是天上的情况。现在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如果我们坚持世界一定要马上变成天堂，那我们一定要一直快乐。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一直不开心。所以，虽然有时候不开心，但还是可以做点什么的吧？
党说:心情不好就不能做事。
我说:有时候，我们工作不是因为开心，而是因为工作，必须工作。
当事人说:有时候做一件事是可以的，但是什么都不做就够了。有时候心情好了，还是不想做事。就是不想做事，对做事没有兴趣。其实我心里也想成为一个正常人。上班就上班，回家就回家，和人说话，自然。但是我不能。只要觉得有点不舒服，就想呆在房间里躺在床上。我觉得很无聊，什么也不想做。
然后和当事人讨论人生观，不是给他一个理由，而是想搞清楚人生观对一个人的人生意味着什么。我们发现有些人对生活的基本理解是生活艰难。有些人对生活的基本观念是，生活一定要幸福。有趣的是，接受生活充满困难的人，可以不断从生活中体验快乐；生活中一直坚持快乐的人，为自己的生存制造了很多痛苦。持前一种人生观的人可以在生活的艰辛中坚持做事，在做事中获得价值和快乐，持后一种人生观的人坚持先快乐后做事，这样做事情的机会就少了，就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体验生活的快乐。
什么是床？是当事人回避生活困难的地方。当生活中有困难时，当事人不去面对困难，而是上床睡觉。这成了他对生活的惯性反应。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我不想和人交往，也不想做事。很难遇到人，也很难做事情。我只想躲起来，舒舒服服的躺在家里，心里有点不舒服。我马上想到睡觉，用被子蒙住头，什么都不烦。我对床有很强的依赖性，所以很难下床。可见当事人为了追求床上的小舒适，在生活中积累了很大的障碍和痛苦，这是他付出的代价。我们的咨询不仅要求当事人“不要躺在床上”或者“下床”，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当事人需要明白自己为什么要下床，更重要的是，如何下床，走向生活。
多年来，当事人的妻子对丈夫说了很多“不要躺在床上”，但都没有效果。在咨询的过程中，我也和当事人的妻子讨论过这个问题。与其说很多“不要”的理由，不如安排具体的事情“交给”他去做，让当事人和床的关系尽可能疏远。但是安排工作并不是强求，会引起当事人对困难的恐惧，让他抗拒做事，或者因为没有做到而觉得自己无能，以后也不会再尝试，甚至会加重自己的罪恶感，为家人感到惋惜。所以在辅导过程中，我和当事人的妻子讨论了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为丈夫安排事情的可行条件，以及安排事情需要考虑的方面。如果事情安排得当，是在当事人能力范围之内的；安排事情要连贯，有利于当事人持之以恒；在当事人的参与下安排事情；做事的过程要有妻子的引领、陪伴和推动，让当事人自觉享受做事的乐趣，慢慢培养对生活的兴趣。教练需要了解一个基本事实，在生活中播下乐趣或兴趣的地方，症状不会在那里生长。
安排工作是让客户起床的一种方式。这种方法可以称为“替代法”。“替代法”背后有一个心理学原理:人不可能真的同时做一件事和两件事。耶稣在圣经里讲过一个故事，说一个人里面住着一个鬼，使他很痛苦。于是他请人把鬼赶出去。肮脏的幽灵在无水的土地上游荡，找不到地方住。当他回来时，看到这个人的内心仍然是空的，他又带了七个恶鬼住在里面。这时，男人的内心变得更加嘈杂和痛苦(Ref。12: 43-45).这给田园指导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要改掉一个旧习惯，需要建立一个新习惯。根据当事人的情况，要把他弄下床，他必须有事做。比如，当他和妻子一起种菜时，他不能同时躺在床上。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和床的关系自然分开了。心理咨询需要让当事人在生活中更多地致力于做事和与他人建立关系。他会逐渐从床上挣脱，走出生活的压抑状态。
这是复试结束，我给当事人布置了几个作业，为了让他在生活中有所作为，有利于他的成长。这些作业如下:(1)阅读《我们心中的无助》，这是一篇描述抑郁症本质的文章。(2)每天至少做一件事，写日记描述做事的感觉。同时，我也要求当事人的妻子为当事人安排一些具体的事情，以鼓励丈夫逐渐摆脱与床的关系，从床走向生活。
最后，作为导师，我们需要明白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家教不是魔术，它需要导师和客户双方都有耐心去忍受一个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重复。有时候客户往前走，导师很满意，然后又往回走，导师觉得没用。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咨询的目的是建立客户，而不是导师本人。就像圣经里的寓言一样，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去敲石头。石头是否出水是上帝的决定。我们需要学会委托。
